文榕生今年年初，国内热播的新影片《满江红》，把世人的视角拉到南宋时期的江南，恰在此之前数月，光启书局悄然推出一部《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以下简称《杉木与帝国》），展现了宋高宗赵构为避金军锋芒、从北方仓皇南渡长江，在江南割据、建立南宋王朝那段时期中国南方的森林变迁。西方学者孟一衡的《杉木与帝国》，是作者参考了大量的中国古今文献，与众多中外学者切磋研讨，以赋税与关税为主要线索从森林这一新视角，撰写出的颇有影响的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力作。《杉木与帝国》的内容在时间节点上，主要起于泛指之“宋”，其中植树史料则前伸到古代（如提及墨子、孟子、商鞅、《月令》等人物著作），而实际时间主要起于“南宋”，公元年。众所周知，“南宋”的北界在长江以北，相当“秦岭—淮河”一线，故其按长江以南取材，泛指的“杉木”是中国南方常见的主要树种，也就是说，该书所论述的时间、空间、事物（杉木）是一致无误的。《杉木与帝国》以大量实证说明中国最早开人工造林之先河，并引领世界“森林革命”。孟一衡不仅提到人工杉木林不断扩展，而且“据粗略估算，在年的天然林地中，大约有万英亩（约合公顷）在5个世纪以后被种上了杉树和松树。该数字可能在年至年间翻了一番”，说明由于当时民众植树造林积极性高涨，使得生态环境得到较大修复，这些在当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环境史学是在西方历经两三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同时，日益显现诸多环境生态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中国环境史研究起步较晚，21世纪初才出现，但我们拥有得天独厚数千年来多方面的资料积累，颇受西方学者重视。他们纷至沓来，意欲从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中系统考察长久以来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探寻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缘由。值得一提的是，“环境”这一术语，曾是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说是指覆盖于地球表层、具有一定厚度的圈层，由岩土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等构成，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动态变化的过程。在研究地球形成以来的漫长岁月中，分为3个阶段：（现代）地理、历史地理与古地理，其中“历史自然地理学”与“环境史”有较多交叉。在现时，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感官，或借助于仪器、工具等扩展、发现、记录并科学感知环境变化。而对于历史时期的环境变化，人们往往只能通过遗存、遗迹、记载、记录等保存下的零散资料，选择其中较完整的作为主线，进行合理的推断，复原失去的场景，通常还要辅以相关的代用（可以合理转换）资料、数据。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孟一衡等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基本上是按照此路线图完成对环境史的研究。孟一衡就是根据杉木在中国“秦岭—淮河”以南地区栽培最广、生长快、经济价值高的用材树种为代表，又具有较丰富的古籍中直接、间接资料支撑研究，才发现其在历史时期形成持续与扩展的特点，反映生态环境的变化过程。这无论对研究者，还是读者都有所启迪。以往对于中国森林的研究，多偏重于天然林，有更早的记载与研究成果。中国的森林记述，可以追溯到第四纪最末一次冰川以后，多种自然现象的文献记载和实物证据以及实地考察等研究表明，距今—年是我国历史时期气温最高阶段，使得动植物分布皆显示出古今迥异现象。我国森林覆盖率在年前曾超过50%，其后才逐步降低。略举可以补充《杉木与帝国》未涉及的中国北部与西北的早期森林情况来看：内蒙古东北部，据《魏书》《旧唐书》《新唐书》《太平寰宇记》等记载，原居于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的拓跋鲜卑人（又称“失韦”“室韦”“北室韦”等）于公元前2世纪以来，就在原始森林中狩猎，其“兵器有角弓、楛矢，尤善射。时聚戈猎，事毕而散”这些情况与当地“夏多雾雨，冬多雾霰”气候的情景相呼应。青海距今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分布于湟水流域和黄河沿岸的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的先民们丧葬器物采用了木框、木棺（有用原木挖成独木舟式的），以及采用原木、木棍、树枝等遗存，可以证明当地有原始林分布。从它们的生长状况（粗细与生长时间等）及鉴定出的具体树种看，有松（似云杉、油松之类）、柏、桦等成分，说明是以针叶林为主的天然森林。这又与这些森林存在的经纬度与海拔高度、气候条件相吻合。宁夏的“高山”（六盘山脉主峰之一——米缸山）在《山海经》中被这样描述：“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泾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渭。”反映距今多年前，六盘山一带气候温湿，呈现草木繁茂的自然景观。《史记》记述：秦朝，今原州东南有一称作“倮”的富豪，由于其牲畜数量太多，收圈时难以按通常的“头”为量词清点，只得用“山谷”来计量马牛的数量。关于新疆的天山森林，《山海经》记述：“敦薨之山，其上多棕、楠，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实惟河源。”就是说：“敦薨之山”即天山南坡中段；棕、楠及茈草，由于古今认识文字含义的分歧，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当时天山南坡中段有森林分布，其下有草原分布，则毋庸置疑；“敦薨之水”指今称开都河，流入博斯腾湖，复从湖中流到下游孔雀河；“泑泽”即今称罗布泊；“河源”应指黄河，但古人误将塔里木河作黄河之源。《汉书》称：西北的乌孙，“山多松（指雪岭云杉）、樠（指西伯利亚落叶松）”，反映多年前，乌孙境内的天山等地，就有针叶林的分布。近年，新疆昭苏县夏塔墓葬发掘的木炭经过测定，也是多年前的遗物，可以得到印证。上述时间延伸至上古，地域扩展至“三北”一带的森林变迁，完全可以将中国的环境史指引向更为久远时间，更为广袤空间。当然，孟一衡选取的“杉木”是生长于南方的乔木，资料较集中且延续的是江南地区，又显得精准。《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中文译稿文字流畅，使用名词术语规范，阅读毫无晦涩之感。翻译团队由具有林学、历史地理学专业背景的张连伟教授、李莉教授及李飞、郎洁等几位博士、副教授以上专家组成。正如原书作“序”者萨特（PaulS.Sutter）认识到并指出的“中国作为环境史研究的吸引力是显然易见的”。诚然，中国具有不少独特优势：幅员辽阔（居世界第三位）、涉及多气候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地形（山地、高原、丘陵、盆地、平原俱全，更有“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地貌多样进而形成生物多样性，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没有中断，文字记载延续至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成为探索包括环境史在内的历史时期诸多学科领域的宝库，研究成果也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作者文榕生系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历史自然地理学与图书馆学研究，出版10余部历史自然地理学专著、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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