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不仅记录当地各个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特征，也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新疆的多语种地名的空间分布格局是新疆各民族人民长期聚居和杂居融合的映射，其形成有着深刻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
汉族与维吾尔族为农耕民族，因生产方式对地形、坡度的挑剔和水源的依赖等特征，新疆汉语和维吾尔语地名多分布于山前冲积平原，以天山山脉为界，天山北麓汉语地名集中分布，南麓维吾尔语地名分布密集；蒙古族与哈萨克族为游牧民族，因其换季游牧需要广阔草场等特性，蒙古语地名多分布于天山北麓以西的缓坡、低山、高平原地区，总体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哈萨克语地名集中分布于阿尔泰山、塔尔巴哈台山及伊犁河谷的中山区。总体上，新疆多民族多语种地名的分布特征与地形海拔、坡度等地理环境条件和以此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关系密切。
根据新疆各行政区区划面积、人口数量和各行政区内地名数量，计算后绘制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口密度分布图和地名密度分布图（如下所示）。
新疆人口密度分布新疆人口和地名主要集中在以乌鲁木齐市为中心的天山北麓和以喀什、和田为中心的天山南麓的山前冲积平原及绿洲地带。对比人口密度和地名核密度分布可以看出，地名分布与人口分布呈正相关，表现出地名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
汉语地名空间分布
汉语地名主要分布在北疆地区，南北疆分布差异明显。汉语地名多分布于海拔低于米的地区，天山北麓山前冲洪积平原是汉语地名分布的高核密度区，其次是伊犁盆地、叶尔羌河中下游冲积平原和哈密盆地地区。
天山南麓冲积扇自汉武帝通西域至清平定准噶尔部，迁入新疆的汉族人口时通时绝，且有不同民族政权轮流控制新疆地区，故始终没有形成汉族聚居的聚落。乾隆二十四年（），清代开始对新疆实行“移民实边”政策起，才有大量汉族人口迁入到巴里坤至伊犁一线的东疆、北疆地区以及叶尔羌和流域的南疆地区，自此奠定了新疆汉族人口的基础，随之产生了大量的汉语地名。
早期迁入的汉族人口主要为屯田官兵、流谴人犯、商人及陕甘地区的民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在地域选择上偏向于适宜农耕、便于灌溉的河流沿岸及山前冲洪积平原，地名如海子沿乡、大河沿子镇等就是其真实写照。巴里坤地区、乌鲁木齐市和昌吉自治州等地受宗族观念和安土重迁思想的影响，汉语地名的命名也多含“王”“张”“雷”等的姓氏地名和含“广东”“兰州”等原籍名称的地名。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驻防戍边需要，新疆出现了大量的生产建设兵团，塔城、阿勒泰、伊犁、哈密、阿克苏、喀什地区由此形成了大量的具有兵团文化色彩的地名。
总体来说，新疆汉语地名多以姓氏、屯田制度等人文因素命名，且多分布在山前冲洪积平原和河谷地区。
维吾尔语地名空间分布
维吾尔语地名多分布在天山南麓的和田和喀什绿洲，天山北麓伊犁河谷地区和塔里木北缘绿洲地带也有分布。
清代以前，新疆维吾尔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疆八城、哈密及吐鲁番地区，自清政府在北疆实行屯田政策起，北疆繁荣的经济吸引了维吾尔族人口向天山以北地区移动，乌鲁木齐市也随之出现了维吾尔语地名集聚的景象。
阿瓦提的金秋
维吾尔族以发展绿洲农业为主，而新疆内流河流程和流量不能满足农业生产需求，因此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兴修水利，故而地名中含“博斯坦（绿洲）”“艾日克（渠）”等的地名在昆仑山山前冲积平原地带、吐鲁番盆地和哈密盆地、叶尔羌河两岸和伊犁河谷等绿洲平原地区广泛分布。维吾尔族天性喜好经商，其中以喀什地区的维吾尔族商人最为出名，在喀什地区，地名中含“巴扎”的地名最多。美愿类地名也多分布在平原绿洲地区，地名常以“阿瓦提”命名，意为繁荣昌盛，体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祈盼丰收的心愿。
昆仑山山口冲积扇
蒙古语地名空间分布
新疆蒙古语地名主要分布在天山北麓以西的山区地带，蒙古语地名分布受水文因素影响大，这与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惯相吻合。可以看出，阿拉套山以南是蒙古语地名的高核密度区，其次是塔尔巴哈台山—萨吾尔山一带，天山南麓东段焉耆盆地蒙古语地名分布较集中。总体来看，蒙古语地名在各个海拔范围内分布较均匀，无明显的在某一海拔范围内的集聚现象。
元代至准噶尔时期，蒙古族控制了天山以北大部区域及南疆部分地区，在这些区域蒙古语地名大量增加。至清统一天山南北后，为稳定统治，清政府对新疆蒙古族游牧区域进行严格划定，不允许越界游牧，导致蒙古语地名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如今形成博尔塔拉、巴音郭楞两个蒙古自治州、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及昭苏县察汗乌苏、胡松图哈尔逊、呼吉尔特、吉尔格勒特郭楞、塔布勒合特、额玛勒郭楞、霍吉尔特、汗德尕特、禾木哈纳斯九个蒙古民族乡的蒙古族聚居区。
分层海拔语种地名统计
蒙古族习惯于游牧，且在南疆部分游牧地区存在农业生产活动，生产方式导致蒙古语聚落地名多分布在靠近水源且地势低平的地区。水文类地名集中分布在赛里木湖与博斯腾湖，赛里木湖流域地势低洼，地名常以乌苏、郭勒命名，而博斯腾湖流域处于山前冲积平原，潜水出露常形成下降泉，地名多含布拉克（泉）。地形地貌类地名在准噶尔盆地南缘、阿拉沟山南部及萨吾尔山东南部形成了三个集中分布区，在高程低于米的地区，聚落多以塔拉（草原）、浩图呼尔（盆地）命名，高程在—米之间的聚落地名，通常含乔鲁、乌拉等字。
由于蒙古族笃信藏传佛教，许多蒙古族聚居区都有以寺庙命名的地名，大量宗教类地名集中分布于伊犁、博尔塔拉以及焉耆地区。相对于宗教类地名的集中分布，美愿类地名分布则较分散，美愿类地名分布在伊犁河谷和巴音郭楞州平原绿洲地区，蒙古语美愿类地名是在生产力水平难以克服恶劣自然环境的情况下产生的，从地名用字，如“巴音（富饶）”“孟克（永恒）”等可以看出，不仅有对自然的崇拜，也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阿勒泰霍斯布拉克大迁徙
哈萨克语地名空间分布
自公元前2世纪起，哈萨克族先民就游牧于伊犁河、阿尔泰山以及天山一带的广阔草原，在经历了长期的民族交融后，逐渐形成了哈萨克族聚居于伊犁、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分布格局，并一直保持至今，这些地区由此产生了众多哈萨克语地名。
哈萨克语地名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山、塔尔巴哈台山及伊犁河谷的中山区。哈萨克族主要发展畜牧业经济，在聚落选择上一般倾向于避风向阳的山沟、凹地、河谷两岸及高山草原地区。但在阿勒泰及塔城地区，由于历史上与蒙古族对草场的争夺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哈萨克族多在海拔较高的高山草原放牧，这就导致哈萨克语地名在高于米的山区分布较其它语种地名多。在海拔高于米的地区，自然地名个，多为地形地貌类地名，用字多含塔斯（石头）、托别（山）。
阿克塔斯草原的春天
作为游牧民族，水源对其生产影响极大，这在地名中有着很显著的体现，哈萨克语中对水文地名的命名十分具体，泉水统称“布拉克”，而“巴斯陶”专指山泉水，河称作“乌赞”，河湾称“吐别克”。哈萨克语人文地名多分布在哈巴河流域，地名中以人物和物品命名居多，如以人名命名的库勒拜村、奥夏尔拜村，以物品命名的如窝依莫克乡等。
哈巴河一景
其他语种地名空间分布
新疆的其它语种地名主要包括柯尔克孜语、塔吉克语、达斡尔语、锡伯语和一些古语地名。其它语种地名中，柯尔克孜语分布最多。17—19世纪，大量柯尔克孜族人迁入天山以南地区游牧，柯尔克孜语地名主要沿天山南脉和萨雷阔勒岭地区分布。在处柯尔克孜语地名中，该地区分布总数占柯尔克孜语地名总数的81.6%；塔吉克语集中分布在喀拉昆仑山山谷地带，塔吉克族多从事畜牧业，兼营农业，因此有如谢尔乃普村（多奶的村子）、提孜那甫乡（收获早）等兼具农业和牧业色彩的地名；达斡尔语和锡伯语地名出现于清乾隆年间，年始，达斡尔族和锡伯族官兵携家眷迁往新疆屯田戍边，锡伯语地名多分布在伊犁河南岸，所统计到的地名中以人文地名居多，地名常含“牛录”“嘎善”等旗屯单位。
萨雷阔勒岭
古语地名来源于古老部落和古国名称，如伊吾、尉犁、和田等。古语地名分布较稀疏，大体上沿河流分布，年代久远地名语源难考。塔吉克语、柯尔克孜语地名中自然地名占比大，达斡尔语、锡伯语由于受清时期旗屯影响，人文地名分布更多，因论文篇幅所限不过多展开。
和田——世界玉都
本文根据地名的语种不同，首先将新疆地名划分为维吾尔语地名、汉语地名、蒙古语地名、哈萨克语地名4大类。通过对不同类型地名进行量化统计分析，结合核密度估计法，得出新疆多语种地名空间分布特征：
（1）新疆多语种地名空间分布与民族人口空间分布相一致，且地名的疏密程度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从地形地貌看，每一个民族的分布都因其生产方式的差异有明显的地域规律性；以其特征可以分为从事平原河谷农业的汉族，绿洲农业的维吾尔族，低山、高平原游牧的蒙古族，中、低山区游牧的哈萨克族。
（2）从生产方式与多语种地名密度看，低海拔山前冲积平原、河谷、绿洲高强度密集经营的汉族、维吾尔族集中区域地名密度大于高海拔中低山、高平原低强度粗放经营的蒙古族、哈萨克族分布地区。
（3）多语种地名统计中，维吾尔语地名和汉语地名各占总数的40.57%与43.82%；蒙古语地名、哈萨克语地名则各占6.65%和6.50%；其余为其它语种地名；地名的数量与民族人口的分布、多寡等有关：汉语地名集中分布在天山山脉北麓东端的冲积平原，维吾尔语地名分布南疆多于北疆且分布集中。蒙古语地名和哈萨克语地名分布于适于游牧的天山山脉北麓凹地、河谷两岸、阿尔泰山脉南麓等地，但因先来后到等历史原因，哈萨克语地名分布地区海拔普遍高于蒙古语地名分布地区。
（4）自然环境条件、各民族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各个时期政府针对不同民族的政策是影响多语种地名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多语种地名的分布不仅体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还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
新疆不同民族之间语言文化和生产方式存在差异，长期以来多个民族混杂居住，对地名的空间分布的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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