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9月12日，伊犁山银哈达鹿业有限公司首次举办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迎中秋·朱伦韵”朱伦呼兰比活动。
民间朱伦手抄本（韩永伟提供）
不再悠荡的民族文化摇篮
——察布查尔县锡伯族朱伦文化调查报告
作者：佟进军
在新疆锡伯族诸多的文艺活动中，“朱伦呼兰比”这种街坊邻里会聚、亲朋好友鳞集，大家围拢一处，由一人念唱众人聆听长篇小说的乡村文学活动，自萌芽到兴盛再到衰微，无疑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直至20世纪上半叶，这一活动还曾是各牛录大部分村民闲暇时尤其是冬季主要的休闲方式之一。或许在外界人士来看，朱伦呼兰比只不过是一般的读书活动，纯属文学消遣形式，无须深究它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意义。但是，熟悉新疆锡伯族传统文化的人都知道，在这种消遣形式下深隐着一个民族丰富而漫长的文化生活史，它犹如民族文化的摇篮，让偏居一隅的锡伯群体安享文学读物的适意，从中感悟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强化对国家民族历史的认同，扩展审视真善美的视野；它悠悠荡荡几百年，对一代代村民的文化生活施以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诸多富有时代色彩的民族情趣。迄今为止，我们在其他族群中尚未发现，有像新疆锡伯族那样整个族群钟情于长篇小说的实例，他们将翻译、缮写、阅读和欣赏长篇小说的行为纳入到整个族群日常的文化生活之列，历经几个世纪；将外来文学不断融入到本民族特有的欣赏形式之中，并逐渐使其定型为特定时代的民族文化传统。当这一滋生在小农经济背景下的文化传统，面对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强有力的冲击，已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衰微趋势之时，曾得其滋润的长辈们，仍难以抹去昔日岁月中与朱伦文化相关的一切记忆，每每回味，总会感慨不已。
对这一文化现象的调查，有助于我们了解特定时代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传播的一般性规律，有助于我们剖析一个民族如何吸纳外来文化并将其用于构架自身文化传统的个案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汉族文学在偏远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特殊形式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也有助于我们揣摩在锡伯族群中以口承为主的传播形式在现实层面上是如何被以书写为主的传播形式所取代的文化演绎规律。
年9月17日至22日，由新疆文联研究员忠录、理论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佟进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尹虎彬、在读博士高荷红等组成的调查小组来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进行了短期的锡伯族朱伦文化田野调查，期间因得益于当地锡伯族个体驾驶员孔小岗的相助，在短期内奔赴8个自然村，采访了近十位相关民间艺人，对新疆锡伯族乡村朱伦文化现状做了初步调查。现根据采访、忠录先生家藏朱伦抄本以及已刊布的相关资料，综合汇成如下报告。
年9月12日，伊犁山银哈达鹿业有限公司首次举办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迎中秋·朱伦韵”朱伦呼兰比活动。
一、朱伦呼兰比的存在形式
“朱伦”（zhulun），在锡伯语中特指长篇小说，“呼兰比”（hulabi）为动词，有“念”“朗读”之义，两词组合，字面义为“读长篇小说”，可这样的直译并不能完整地表达这一文学活动的主要特征。“朱伦呼兰比”是指用一种较松散的哼吟曲调念唱长篇小说。新疆锡伯人朗读长篇小说离不开曲调，倘若有人提到“朱伦呼兰比”这个词，他们的脑海中除了会浮现出各种手抄本以及妇孺老少围坐炕头聚精会神聆听小说的场景外，耳际旁还会回旋起读书人随着小说内容的波澜起伏而不断变幻的哼吟曲调，锡伯人称其为“朱伦木旦”（zhulunmudan）。所以，将这一词组译成“念唱朱伦”或许能更贴切地表达此类活动的特征和本意。
这是新疆锡伯族乡村社会自发形成的各牛录普遍存在的群体性文学读书活动。起始年代暂无从考据，但从“锡伯人自东北西迁伊犁时就携有不少朱伦抄本”的传闻来看，这一活动无疑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它仍在乡村各牛录中保持着旺盛的活力。那时，每逢冬季来临，各牛录家家五谷入仓，户户柴草备足，随节气变换而从事不同劳作的村民，此时除了要操持庭院里并不繁重的诸如修理农具、圈养牲畜、扫雪积肥等农活外，大部分精力则用于走亲访友、聚会娱乐等休闲活动，以消解农忙季节积蓄的疲惫。这其中街坊邻里每晚相约在某一户室，坐在暖融融的火炕上，用念唱朱伦来打发漫长的冬夜，无疑是最惬意也是最常见的消遣形式。据调查，20世纪六十年代前各牛录每条居民街区几乎都有一两个因念唱朱伦而自发形成的群体，成员多系街坊邻里，少则八九人，多则近二十人，男女老少无定数，其中必有几位娴于念唱朱伦的艺人，他们或为白须耆叟，或为乡村夫子，因识文断字优于同乡，说事论理幽默风趣，且能自如运用多种曲调，对内容和叙事风格不同的朱伦给予相宜的情感表达，自如地将听客带入小说意境，感受文学的乐趣，故倍受乡亲们的惠爱，乡亲们称他们为“朱伦念唱艺人”；个别街区还会出现念唱朱伦不逊于须眉的女楷，她们也同样受到乡亲们的推崇。念唱朱伦的场所多选在该群体某一房舍较宽敞的成员家中进行，并不固定，视方便与否不定期地调换；也有的大户或借到一套好朱伦的人家，会主动邀请高手来自家念唱，闻讯的街坊邻里自然不会错过机会，每晚茶余饭后必到场与大家一起享受听朱伦念唱的乐趣。主人对所有听客都一并热情相待，决不会慢待或拒之门外，以成乡亲们的笑柄。为此，要事先将正房火炕烧得暖烘烘的，炕上放一小桌，桌上置一油灯，炕沿下方有一燃木炭的火盆，用于热茶温酒；来这里的朱伦听客，年长者多盘腿坐在炕上，青壮年或妇女，有的坐在炕沿，有的围着火盆坐在板凳上，小孩则躲在不显眼的某个角落，视兴趣浓淡决定去留；念唱朱伦者无疑是这一场景的中心人物，他们靠着小桌坐在炕沿上，凭借着油灯的光亮，全神贯注于朱伦内容，兴致勃勃地给大家念唱，每当口干舌燥时，自然有人递烟送茶，而听客也会借此间隙对朱伦内容议论一番。
念唱朱伦不同于一般的读书活动。一般读书活动读者和听者在接受效果方面存在着一定差距，读者因朗读需要，视觉听觉并用，容易全神贯注地进入故事场景，感受到作者精心营造的文学氛围；而听者由于受制于读者的语速，且要面对语调和节律单一的叙述，若不具备有素养的听力，往往容易走神，致使同样一部作品，在两个角色不同的接受者的体验中，对其文学意味的感觉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念唱朱伦不同，念唱者在全神投入故事内容的同时，还须运用带有情感色彩和节律变化的曲调将其对故事的理解传达给听者；对听者而言，曲调的感染力远胜于叙述，由感情丰富的曲调描述出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更容易将听者引入作品的文学意境，从而缩小读者和听者在同一时空下对同一文学作品的感受和体验方面存在的差异。这种现象在乡村文学素养有限且以兴趣为牵引力的读者群体中，尤其如此。或许这也是“朱伦呼兰比”活动得以在新疆锡伯族群中普及并经久相传的动力学渊源，直至定型为民族文化传统的成因之一。
庞大的散文体叙事作品决定了朱伦曲调的非固定性。由于作品内容不同，叙事风格有别，不同念唱者的审美尺度不一等因素，致使念唱朱伦者不可能采用一致的曲调，只能因人因作品而异，采用适合于长时间叙述且不受约束的自由曲调。所以，在锡伯族众多的朱伦念唱艺人甚至是师徒之间，几乎都没有完全雷同的曲调，即使某一艺人在不同时间念唱同一部作品，其采用的曲调也不会完全相同，只能重复一种大体相似的调式。当然，这并不妨碍听客们对艺人念唱水平的评价。一个优秀的念唱者，不仅要唱词清晰，断行分句得当，而且还要随着书中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的发展，赋予其或喜悦、或高昂、或委婉、或激烈、或深沉、或悲哀等不断变换的曲调，而要做到这些，念唱者除了须具备一副好的嗓音之外，还要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即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对文学形象的洞察能力。只有在很好地理解作品情节内容和洞察文学形象禀赋的基础上，才能自如地运用表现不同情感的鲜活的曲调传达作品内容，才能在念唱中流露出感同身受的真情，才能牢牢地抓住听客们的兴趣。这几方面成了乡民们对念唱朱伦者的评价尺度，诸如佟忠林（——）、太丰阿（——）、白洁尔（——）、穆屯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寨牛录民间念说艺人，生卒年不祥）、鄂果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民间艺人，生卒年不祥）等，都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因念唱朱伦出色而在族人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民间艺人；而佟宝（——）、佟林宝（记音）等则是当代仍富有声望的朱伦念唱艺人。
年5月，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举办第三届全国“嘎善文化杯”朱伦呼兰比大赛
二、朱伦从哪里来？
无论是聆取老人们的追忆，还是查找族人著述或文献资料中的记载，我们都可以得知，在人数不多的新疆锡伯族群中曾流传和珍藏过大量用于念唱的朱伦抄本，直至今天，在珍视民族文化遗存的老人家里，在当地民俗博物馆或县图书馆中，还可以见着这类朱伦的残存样本。就创作渊源而言，这些抄本可分为本民族创作和译自外民族两大类，后者又可分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三种类型。
从流传时间来看，迄今为止能够确认流传在新疆锡伯族群中最早最久的朱伦抄本是译自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诸如《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三唐五帝演义》《宋史演义》《封神榜》《开平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石马传》《石公传》《彭公传》《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大八义》《小八义》《薛仁贵》《绿牡丹》《罗家将》《胡家将》《秦叔宝》《岳飞传》《杨家将》《狄青传》《永清升平演义》《济公传》《西厢记》《聊斋》《清史演义》《红楼梦》等等，几乎大部分汉文古典章回小说在新疆锡伯族民间都曾流传过相应的满文译本。有人估算这类抄本在锡伯族民间有百余种之多，要核实这一推断，即使在很多抄本已遗失的现状下，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列出书单在年长听客中做一番调查即可略知其详。可要澄清其中哪些是锡伯人自译，哪些是早先满文译本直接传入，这却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因为先于锡伯族西迁伊犁之前，满族群体中就已经盛行译介汉文典籍的风尚，包括“四书五经”、训导劝诫类传世范本以及不少古典文学名著，早在清朝鼎盛初期就被文人墨客译成满文，并作为强化“国语骑射”的教材内容，向包括锡伯族在内操满语满文的各族群中广泛传播，尤其是“康乾盛世”期，译介和传播明清小说曾在盛京（今沈阳）等地盛极一时。在语言文字方面与满族有亲缘关系且已融入满洲八旗驻守东北各城池的锡伯军民受其濡染并不为奇，况且时至今日很多老人对“锡伯族西迁伊犁时就带着手抄本朱伦”的说法仍深信不疑，只是在当时年代锡伯族群中是否也有人介入了译介明清小说的行列，要确认这一点尚无可资依凭的实据。但考虑到这些译介活动在当时年代仅仅是供文学消遣而在民间形成的自发行为，不同族别的群体在无像样的满文出版业可依赖的社会条件下，自发涌出翻译高手翻译明清小说，以满足本群体成员文学消遣需要的行为并不是没有可能，只是由于政治地位的边缘处境决定了他们文学意识的闭锁状态——文学交流呈单向态势，多见流入，少见输出。所以，在早期流传的朱伦中，我们还不能断然定论：其中没有锡伯人的译本。尤其是因为锡伯族乡村文人均成长在浓郁的民间文学生态环境中，名利观念淡薄，他们创作和翻译的文学作品也多依赖于民间文学传播渠道存在于世，故留给后人佚名之嫌，在所难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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