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祎
“年的旅游市场大概率不会出现报复性反弹的热闹场面，但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正常生活的渴望会持续释放和增长，推动旅游市场稳步复苏。”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院长戴斌在最新的《年旅游经济运行分析与年展望》中做出如此预测。
数据显示，疫情两年来，全国旅游业呈收缩态势，但是国人对旅游的需求并没有被抑制，有特色的近郊游、乡村游正在不断成为游客的新选择。
从年兴起的“农家乐式旅游”，到后疫情时代乡村游的复苏，中国的乡村旅游已经走过了40多年，随着民宿元年的开启和乡村微度假概念的提出，如今的中国式乡村，不仅是安放城市人“乡愁”的所在，更是保存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很多旅行者的眼中，真正美丽的乡村仍广泛存在于中国的土地上，并且正在用一种更符合现代审美的手段呈现在我们面前。贾樟柯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只是一个个盆景，真正的中国还是在乡村。那么，到乡村去吧。
老乡村的新田园梦
“乌村位于浙江，距离乌镇只有3公里，但是它们针对的客群完全不一样。乌村光是门票的售价就高达元，这遭到了很多网友的吐槽。
“但是，乌村的运营者却表示这是有意为之。为的就是设置高门槛，要把普通观光旅游者挡在门外，每天只接待人。
“一走进乌村，就有一名乡村文化伴侣一直陪同，并且他们很有亲和力，让人感觉温暖、贴心。乌村有30个乡村娱乐项目、30种乡村小吃，这些都是免费的，顿时让人感觉值回票价。如果要在那里用餐，工作人员会立刻将你领到菜地、养鸡场、鱼塘，让你亲自挑选菜品。很多人吃完饭，便会提出想留宿……
“一张门票元，吃一顿饭元，住宿一晚元，算下来经营者的总收入并不会少。与此同时，也保持了乡村生活的宁静与生态。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倡导的一种模式。相比之下，现在仍然有很多乡村在一味追求流量，这样的结果就是游客的体验感不佳。”
这是著名旅游经济和管理专家魏小安，在最近发表的文章《：胜利在望》中聊起的乡村旅游经历。他认为，“乡村微度假”的概念正在被广泛接受和推广。而微度假就是要培育一种迥异于城市生活的新型生活方式。
早在年时，他就预测过，未来出境游人数会因为价格红利和国外恐袭事件的影响有所回落。当这部分被养“刁”的人将目光重新拉回到中国时，必然需要更高品质的休闲游，而这种需求绝不是年代后期三圣花乡“五朵金花”式的农家乐能够消解的。
现如今，“到乡村去”好像成了一句流行语，既是对建筑师、设计师、策展人、艺术家，也是对普通的旅行者而言的。传统特色的民居得到保护、失传的手工艺得到挽救、传统民俗典礼得到重现。许多中国老乡村，都正在编织着当代人的新田园梦：
从走进崇明岛的仙桥村开始，创意就层层涌现，最先看到的就是那些彩绘的农民房，年轻人用属于他们的艺术形式在墙上画满天马行空的涂鸦。田埂旁的一处大棚，外观看起来和其他大棚并无不同，走进去才发现别有洞天。
设计师用乡下回收来的桌椅板凳将大棚重新布置，改造成能喝咖啡、能开沙龙的公共空间。离大棚不远处的田埂民宿，则是由单层的瓦房改造而来，与岛上的普通住宅别无二致。农房原本宽大的空间被隔成了五间房。房间里，有用大衣橱铺上海绵罩上花布，做成的沙发；茶几是一只古色古香的樟木箱；干枯的葡萄藤做成墙上的植物架子。厨房里的老柴灶依旧保留着。漆皮斑驳的老木门和不加修饰的红砖墙竟让民宿有了几分后现代主义的风格。小屋门前是一个小菜园，如果喜欢可以在此享受农耕的乐趣。
在民宿的一幅装饰板上写着：Small,Local,Open，Connected”（小的、本地的、开放的、连接的），这也是“设计丰收”的理念。这个由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副院长娄永琪带着一群学生成立的项目团队，在崇明岛开发了20亩农田，做了六个创意大棚和三套民宿。每年这里还会推出自然体验活动：拿起镰刀做一天农夫，跟着农人插秧，跟老匠人学手工艺，还有仲夏节、生态节的活动内容。
河南信阳新县周河乡西河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河，建筑师罗德胤发起的乡村复兴为这里引来了无数游客。看起来他做的只是把河道景观整理出来，对沿岸的老房子做改建，把村粮库改造成了博物馆，但却满足了城市中产阶层对乡村“第三空间”的需求——一个远离家和办公室之外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是贴近大自然的、贴近人文情感的、贴近城市审美的。
进入莫干山，最为醒目的就是裸心堡民宿，该建筑为苏格兰传教士梅滕更所建。
因民宿名声在外的莫干山更不用说，这里已经聚集了多家精品民宿，当地民国时的乡建历史也被重新挖掘和展现出来。
在北京怀柔的北沟村，美国业余建筑师JimSpears把村口的琉璃瓦厂改造成设计酒店，又将一户荒弃的农宅重装为特色面馆，吸引了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大批国际游客来此消费和投资，也改变了整座村庄的面貌。
河南信阳的郝堂村是中国乡建学院的重点项目，艺术家孙君和乡建专家李昌平联手，通过村舍改造和内生型互助金融联动的方式，把郝堂村整体打造成了中国最美乡村。普通的农产品卖出了旅游纪念品的价格，提高了农民收入；渠岩把许村从“食宿玩一条龙”的农家乐逐步改造成艺术公社、有机农场、酒吧、高校写生基地等的组合项目。
这些老乡村的新景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生动的旅行乡村的角度，无论是简单地过几天田园生活，重组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想通过互动型体验重新认识一座乡村的内核，都可以找到落地的线路。而这种符合人文主义标准的“山水社会”，于原住民而言也能直接获益。
几代乡建人的隔空对话
中国新乡村的重塑，离不开精英返乡和乡村建设。
提起乡建，梁漱溟、晏阳初是绕不开的名字。作为年代“乡建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主张从事以恢复法制礼俗和维持社会秩序为任务的乡村建设运动，而晏阳初则呼吁用教育手段改造乡村，即以文艺教育救“愚”。
五四运动后，这种“下乡潮”更猛烈了，李大钊在山东、陶行知在南京、卢作孚在重庆都进行过乡建实验。无论是年代的延安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的下乡运动，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再到如今一群精英希望打造的文艺乡建，他们面对的都是千疮百孔的乡村：经济落后、文化衰败、政治失势。
如今的新乡村人主要分化成为两派，一是公益组织或大学、科研机构为主导，从提高产能和普及文化的角度进入乡村，比如“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在全国70余处种植试验基地、梁晓燕等人推动的西部阳光农村发展计划都属此类。
另一种则是建筑师、艺术家、策展人，试图通过再解读和重新包装，以符合城市人审美的文艺方式实现对乡村建筑、文化、民俗、生活的复兴，同时也是对自身新田园梦的再造。前者方法相对单一，后者却呈现出高度的个人化，也正是这种个人化，让乡村建设正在变成一个值得探讨和争议的话题，而对于旅行者，这些都是最好的景观。
你能想象一个乡村小院击败了全球个专业酒店，夺得了美国首屈一指的酒店设计杂志《HospitalityDesignMagazine》颁布的最佳经济酒店奖吗？这家名为“爷爷家”的青年旅舍藏在浙江深山的平田村中。
年时，平田人江斌龙回到家乡，租下村中的28幢古民居，从一石一木开始，给老房子“改头换面”。两年后，“平田慢生活体验区”正式完工，包括餐厅、青年旅社、茶室、农作物展览馆以及艺术家工作室，平田村也摇身一变成为真正的设计民宿村。山中的美景加上明星设计师的光环，让游客纷至沓来，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也有成为下一个莫干山的趋势。
旅舍一楼原有的室内隔板被拆除，做成一个通透的大空间，是青旅的客厅、书房。二楼的房间被设计为“房中房”，每个房间由半透明的阳光板材料建构，底部安装有一组万向轮，入住者可以自己推动建筑，组合空间。轻盈灵动的房间设计与老夯土墙的沉重形成有趣的反差。有色灯管被安置在房中，灯光开启，空间变得梦幻而富有情绪。夯土墙和瓦房顶的外形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乡村的气质并没有消弭。
离爷爷家青旅不远处是木香草堂，设计师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原建筑系主任许懋彦。在木香草堂，所见一切都来自乡村本身：沧桑斑驳的夯土墙，粗犷的木头桌椅与竹制灯具，做豆腐用的棉纱布挂上窗户变成窗帘，咸菜缸做成花瓶。推开窗，树上有鸟，田里有牛，村民挑着刚摘的蔬菜走在田埂上，大黄狗摇着尾巴跟在后面，晚上坐在露台上喝茶观星。
庄慎所在的由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改造后的南京桦墅村一角
农耕博物馆是由村口四幢闲置的牛栏与破败的黄泥房改造而成，设计师是来自哈佛大学的建筑师徐甜甜。博物馆的外观同样完整保留了黄泥房的外形，走进去却处处是柔和的灯光、透明的瓦片天窗、看似随意的绿植，充满现代的巧思。
山家清供四合院餐厅位于村口，由来自香港大学的建筑系主任王维仁设计，用竹子在老房子里搭建出一个通透的四合院。慢点茶室只有一桌，四周通风，不装玻璃的原因就是为了“春有百花冬有雪”，更接村气。他对平田的村气有细腻的描述：“山村里总有一股浓郁的山气。除了云起时飘渺的云气，山涧里声音的水气，竹林里光影的林气，还有冬天阳光晒在菜园里闻到的厚实的土气。”
乡伴文旅集团创始人、设计师朱胜萱也是“返乡人”。为了避免千村一面，他和团队会根据乡村的特点去规划：在昆山的祝家甸，保留着中国传统制砖的霍夫曼窑，当它退出历史舞台后，这个窑厂变成了民宿学院、创客学院；在周庄古镇附近的闲置用地里，用自然儿童教育艺术馆与亲子民宿做了绿乐园；在树山，用他们在地的文化标志——“树山守”来做一个文创产品“小骚年”；在云南阿者科哈尼梯田，再造了红米生活馆。“乡村的营造不只有民宿，而且还有民宿后面的生活。”朱胜萱说，“乡村旅游”是个伪命题，只要基建做好，有价值的文化被保留下来，游客自然就来了。
著名建筑师王澍在浙江洞桥镇文村的民居项目屡获大奖，李晓东在福建平和县下石村建的桥上书屋沟通了两个互不往来的氏族，庄慎把南京桦墅村的碾米厂仓库改造成当地村民读书、观影和文化交流的场所，靳勒试图通过在石节子村建立“石节子美术馆”而改变村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庞焕泰租下溪口镇祖源村30多栋破烂旧屋打造供乡愁病患者栖居的山地民宿……
年代，莫干山曾是上海名流的避暑胜地。民国时期著名政治人物黄郛和妻子、民国知名才女沈亦云隐居莫干山，建造莫干小学、健身场、教育馆、夜校，开办农业种植场、养牛场，设立消防队、医院。
如今，一些怀着乡村再造理想的建筑师、设计师、画家、文人来到这里，建起了大批高品质的民宿，寻找他们认为可以保护和创造的乡村景观。原来的蚕种场变成了文化市集，村里的竹子被用作建筑材料，还建起了乡村书屋、各种主题餐厅，定期还有音乐节、骑行等文化活动。几代乡建人，在近百年的时光里进行着对话、形成了观照。
“不是所有的乡村都适合发展旅游”
年，实验了5年的“碧山计划”突然被终止。碧山村位于安徽南部的黟县，保留着许多传统的徽式建筑。年，艺术家欧宁和左靖在此发起了“碧山计划”，希望通过将艺术引入乡村，带动乡村的复活。在此之前，国际上艺术介入乡村最成功的案例便是日本的越后妻有。
随着计划的推进，艺术家、策展人、建筑师、媒体人、设计师、投资者、作家们来到了这里，建起了牛院儿、理农馆、碧山书院、关麓小筑、碧山书局……散落在村子里的老建筑被重新赋予了新功能。每年举行的丰年祭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农耕文明的文化图腾。
左上：欧宁在碧山村民汪寿昌家中观看汪绘制的昔日碧山汪氏祠堂分布图。曾经的三十六座汪氏祠堂和十多座别姓祠堂大多已遭损毁。
右上：碧山日出。远处建于清代的云门塔是碧山村的地标。
左下：年欧宁（左一）、左靖（右一）与设计师小马和橙子（右三与左二）在安徽泾县寻访手工艺者。
右下：村民在碧山礼堂观看欧宁组织放映的关于第一届“碧山丰年庆”的纪录片。
碧山计划志在探索一种复兴乡土文化、重构公共生活的农村模式。但同时，从“碧山计划”发起的那天起，争议就没断过。其中最核心的问题便是，“你们来拯救的，到底是谁的乡村？”当这些城市精英斗志昂扬地建设“碧山共同体”时，村里的原住民羡慕的却是相隔不远、因旅游赚得盆满钵满的宏村。“碧山计划”最终败给了现实——把城市里做当代艺术的方式照搬到乡村去，影响了乡村既有的秩序，必然会遭到反弹。
在“碧山计划”失败的同一时间，“西河粮油博物馆及村民活动中心”在建筑师何崴的支持下，在河南省新县西河村大湾落成。何崴认为乡建项目的“在地性”很重要，需要看上去不是迥异于当地风土人情的，而是能和当地的人文情怀等很多因素契合的。而要做到这点，尽可能使用当地材料、当地工艺、当地工匠，克制自己的表现欲望，对很多想做乡建的人来说，是不容易的。
从年的山楂小院开始，隐居乡里的创始人陈长春已经炮制了个“网红”院子了。经他着手改造的院落，保留有乡村的原始生态特征，每一间院子都是用村民闲置的老宅院改造而成，外表依旧是农家模样，内部却是极简的北欧风格，既有格调又能满足现代都市人对居住舒适度的需求。
这些散落在北京郊区的院子，从餐饮水平、客房整洁程度，到管家服务，已经趋近于酒店化管理了。客房布置得极简洁，以便引导客人把注意力和审美放在室外。所以他们选址的村落必须有丰富的物产和风俗活动。
“比如，怀柔杨树底下村每年正月十五的敛巧饭，给田野的鸟喂食，防止鸟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因找不到食物死去，这些很有意思的文化活动都已经被列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这比把一个房间装饰得美轮美奂，放一个动物标本有价值多了，它能焕发大家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陈长春说，这些附加值虽然称不上景区，但是在“农”的方面是很丰富的组合。
随着乡村旅行的深入，旅游对乡村的破坏也会上升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魏小安说，乡村旅游并非要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老乡很淳朴，是因为没有介入市场，介入市场后，容易走偏，可是过一段时间就会反应过来，这种短期行为对自己没好处，逐步又会形成社区友好型的乡村。但这个弯路没必要走，如果一开始就能把乡村旅游的分工体系做好，这是根本。而这也与中国西部文化生态工作室秘书长、地扪生态博物馆馆长任和昕正在贵州地扪进行的乡建不谋而合——人们可以去村寨观光旅游，但必须要回到镇上去消费，包括住宿，村寨还保持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保护乡村不受不良资本的侵扰。
同时，他也明确了“不是所有的乡村都适合发展乡村旅游”，适宜发展旅游的乡村需要具备五个条件：交通方便，离城市较近；具有差异化的文化特色；环境干净整洁；基础设施完善；社区环境友好，不能把外来人当做“宰杀”的对象。
可以说，中国当代的乡村，既不是独立于城市之外的乌托邦，也不是寄托既逝传统的文化羁留地，而是一个龙蛇混杂、新旧兼容的现代生境。天津大学曾做过一个调研，用诸多事实佐证了“中国乡村正在以每天约个的速度消失”。而“到乡村去”，似乎是缓解这个问题的唯一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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